“单位里的年轻人都去了欧美，没人愿意去非洲，我才去了那儿的。”

    1997年，他所在的中国燕兴公司准备开拓国际市场，派员工赴非洲五国拓展业务。41岁的刘汝谦带着一个团来到东非国家肯尼亚，考察当地的机械市场。

    回忆起那次“非洲初体验”，刘汝谦很坦率地讲，“那时的我，别说肯尼亚了，就连非洲都一点概念也没有。”

    可谁也没想到，这趟公差，却改变了刘汝谦日后的人生轨迹。

    初入非洲

    肯尼亚是东南部非洲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，上世纪60年代一度被称为“非洲的希望”，经济增长率达到5%—8%。

    经过15个小时的漫长旅途，飞机降落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。“一出机舱门，我就傻了，”刘汝谦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:“满眼都是绿油油的，绿化比北京都要好。”

    “第一次去，还真是小看非洲了。”刘汝谦说。

    在刘汝谦的印象中，当时内罗毕的经济水平也就相当于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。肯尼亚的发展，似乎像是中国的翻版。

    比如说保水技术的推广应用。

    在非洲，按照雨量多寡，一年只有两季——雨季和旱季。到了旱季，几乎是半年的时间不下雨，守着河流的地方还好点，没有河流的就要打井取水来灌溉农田。但是，当地的紫外线辐射比较强，水份蒸发很快，农田必须保水。当时肯尼亚人保水，就像中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做法，把稻草铺到地上，浇点水在上面，效果当然很差。

    刘汝谦见到后，就把国内早已使用的农膜带了过去，效果非常好。当地人很喜欢用，不久，当地就建起了生产这种产品的工厂。

    按照刘汝谦的说法，“我这个做贸易的，在内罗毕，一不小心就成了农学专家”。

    并非“满地黄金”

    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内罗毕街头涌动的华人身影中，除了像刘汝谦这样的“公家的人”之外，更多的还是内地过去的个体户。

    “我去的时候，当地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个体户。东北的、浙江的比较多，后来福建的也过来了。”

    据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经参处统计，当地华人约有5000人，主要集中在首都内罗毕。这些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:随公司来援助肯尼亚或承包项目的工程师、管理人员和业务员；小型投资者，如开餐馆和中医诊所的；来打工的服装厂领班和技术员等。

    他们所从事的行业，也多以贩卖国产轻工日用品为主。比如，东北商人多是做服装生意；浙江人主要是卖鞋，“各式各样，卖得很便宜”。

    这些远赴异国他乡淘金的中国人，有的成功了，“发了家”。

    据刘汝谦介绍，北京昌平一对姓杨的哥俩，做酒起家，现在资产已达几亿先令(9肯尼亚先令约合1元人民币)，“算是在那里做得最好的中国人了”。

    起初，二人在当地开了一家酒厂，生产一种叫“NO.1”的勾兑酒。走的是廉价路线，不用酒瓶子装，而用装果酱的小塑料袋，最便宜卖到10个先令一包，使得当地人人都消费得起，销量非常好。

    发展到后来，甚至当地很多学生也买来喝。肯尼亚总统夫人为此介入这件事，不再允许卖这种小包装酒，要求必须是300毫升以上的玻璃瓶子包装。

    杨姓哥俩后来转行干了别的。现在，他们在当地拥有一家房地产公司、一家水公司以及一家制衣厂。仅水厂生产的矿泉水，除供应肯尼亚本地之外还出口到乌干达、苏丹等周边内陆国家。相对于杨姓兄弟的成功，刘汝谦的从商经历，在当地华人圈子里似乎更具代表性。在给公司打工的同时，刘汝谦也尝试着做一些小本买卖。